脸书将在华设立办公室

真理部:各网站查删“脸书将在华设立办公室”相关信息。(20140512)

臉書傳在陸設銷售辦公室有動作

(中央社台北13日電)彭博報導,知情人士透露,全球社群網站龍頭臉書,採取行動將在中國大陸成立銷售辦公室,和當地廣告商合作,此舉讓臉書首次在大陸招募員工,儘管臉書服務在當地仍被禁用。

由於資訊未公開而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透露,臉書(Facebook Inc. )可能1年內在大陸設立辦公室,以服務日益增加的客戶。臉書正洽詢在北京財富金融中心租賃辦公室。

根據另一個知情人士透露,臉書尚未決定北京銷售辦公室要招募約聘或全職人員。設立銷售辦公室需要營運執照。

大陸是臉書相對未開發的最後大型市場之一,因此在大陸設立辦公室,將標誌著臉書重大的一步。

臉書的社群網路服務雖在2009年遭大陸政府禁用,但靠著在香港的辦公室,也靜靜地建立起大陸的業務,出售廣告給想接觸國際用戶的公司。

臉書副總裁史密斯(Vaughan Smith)在電郵聲明中表示:「目前我們在香港的銷售團隊,支援這些大陸業務,但因為這些業務是藉由使用臉書,達成快速成長,當然我們會考慮能在當地提供更多協助的方式,可能考慮將來在大陸成立一個銷售辦公室。」

他拒絕就設立大陸辦公室的時間和地點置評。(譯者:中央社劉淑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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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汉深谙民不与官斗:公司每个领域都有官员高管

真理部:删除《三联生活周刊》涉刘汉一文:刘汉深谙民不与官斗:公司每个领域都有官员高管。(20140512)

站上被告席的第一天,刘汉穿着一件样式陈旧、普通的油绿色夹克,大部分时候神情严肃,与两年前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那个披着貂皮大衣、对着镜头一脸憨笑的矿业大亨有极大差别。经过一年多的关押,他明显比之前的照片消瘦,眼袋非常突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草莽淘金路以来,他身体的损耗与财富积累并行着。他的淋巴结从1994年开始一直肿大。因为超常的电话量,他的听力也出现问题,庭审时需要戴上助听器,并要求法庭特意为他的座椅加上垫子。

刘汉被控14项重罪,包括涉嫌组织及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妨害公务罪、开设赌场、非法经营、强迫交易……这是424名警察、花费200多天,在四川、贵州、海南、内蒙古、云南、上海、深圳等省市自治区以及香港、澳门等地,调查1000多人,调取证据资料1万余份,最后形成800多本卷宗来证明的定罪。他旗下的公司已大多被查封,四川省政协委员的称号也被取消,孩子寄养在别人家中。四个兄弟姐妹因为不同程度涉案被关押,只有一个70多岁的母亲在海南,已经一年多没有回四川。如果上述控罪成立,他的所有财产将被没收,“四川首善”的称号也将被“最大的黑社会”所取代。

刘汉否认绝大部分控罪,处心积虑地为自己辩解。庭审时他总是随身带着起诉书,常常用笔记录着,在法庭上的发言也比其他被告更踊跃。尤其是在4月19日——庭审最后一天,他在法庭上花了140多分钟做自我辩护。除了停下来喝一口水,他一直按时间顺序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自己记忆中的创业经历。语速不快,眉头紧锁,给人感觉有点诚恳,甚至艰难地讲述着。

口头表达其实非刘汉的长项,上世纪90年代,当他试图完成转型,从一个资本市场上的投机客转向实业时,他也曾使用各种方法来和掌控着项目的官员沟通:讲自己的江湖往事,显示自己的资金实力和决心。一位曾在公事和饭局场合都和他有过接触的市政官员告诉本刊记者,刘汉给他留下的印象是“说话没什么条理,拉拉杂杂的”。但在4月19日下午16点40分到18点55分这段时间里,他却表现出了让熟悉他的人都惊讶的表达能力。“汉龙公司去旁听的人都说,平时开会的时候都讲不出来什么东西,也没有逻辑性,这次居然这么能讲。”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青松对本刊记者说。他在此案中担任刘汉的代理律师。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洪浩也旁听了这次庭审,他告诉本刊记者,刘汉的自我陈述给他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很有条理性,也很清晰,感觉像一个正常的商人,而不是黑社会老大那种脸谱式的形象”。而这,可能正是刘汉拼尽全力所要努力的结果。他要用一种逻辑来掩盖、否认他必须面对的事实。

除了出乎意料的,其实是他准备已久的条理之外,刘汉还用一些更感性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逻辑。他陈述过程中有36次长叹,6次克制但明显的流泪——既不是号啕大哭也不仅仅声音哽咽,法庭7次提醒他注意情绪和措辞。

这不是他第一次流泪。2014年元月,当张青松第一次在咸宁看守所会见他时,他就情绪激动得无法控制。在见到律师前,他已经被关押了9个多月。据他的家人告诉本刊记者,因为有重大行贿嫌疑,在案件调查阶段不允许请律师。直到今年元月刘汉才获得首次见律师的机会。或许因为长时间与外界隔绝,律师第一次会见时刘汉拒绝说话。“他怀疑我的身份。直到我把他家人的照片,还有他家里人写的一封信给他,他才相信了我们。他立刻变得非常激动,语无伦次地针对起诉书上的罪名提出抗辩。第一次会面几乎无法正常地对话。”张青松对本刊记者回忆。

在和张青松闲话时,刘汉说他最佩服依靠自己奋斗的人,他在庭上的申辩也强烈地传达了这个信号——“我觉得他的陈述无非是想讲他原始积累的过程是付出劳动的,他的个人辩护很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洪浩对本刊记者回忆。

奋斗确实就是刘汉的人生:他生于贫苦的市井之家,没上过大学,在上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初起、价格双轨时,从木材运输和贸易中开始认识交换术而踏上淘金之路。此后挟贸易实战中积累的“人际关系决定一切学”及对价格的经验和敏感,在期货市场中获得了真正意义的第一桶金。在地方政府财政危机与发展愿望共同膨胀时,他通过提供资金帮助地方政府完成市政项目,换取廉价土地的开发利润。当国企经营陷入困境时,他又获得了参与国企改制的机会,也获得了在资本市场上高抛低吸的金融平台。他深谙权利与交换的法则,从不提供“免费的午餐”——每每出手帮助政府解决一个问题,总能换得自己心仪的、放大多倍的资源。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来临,他又运用自己擅长的低买高卖手段进入国际矿业市场,在合适的时机,利用合适的机会,让自己的资产获得成倍增值。一位熟悉他的人对本刊记者解释刘汉资产的超常增长:“他瞄准的是大手笔、特殊的有超额利润或者垄断利润的东西。或者用对手交易吃掉对手,或者靠垄断资源牌照,每个布局都是一旦成功就有巨大利益。”2013年3月被警方带走前,他已是连续两届的四川省政协常委、上市公司金路集团的董事长,他创办的汉龙集团产业涵盖了矿产开发、清洁能源、食品酒业、地产、教育等多个领域,拥有全资或控股企业30多家。

在资产壮大的过程中,刘汉并非一只闯进瓷器店的莽撞公牛,即便在最野蛮生长的时代,他还是表现出了了解规则的精细、等待机会的耐心,以及利用规则的精明。这规则本身就是中国特色,并不透明的市场经济中的机会。在采访中,不同采访对象都提到他熟谙规则、利用规则的能力。当说到与京城富豪袁宝璟颇具争议的期货之战时,一位曾参与这次期货交易的专业人士第一句话就是:“那次就该他赢。”“他不是修改规则,而是利用规则。”一位官员向本刊记者回忆与刘汉的接触,提到刘汉给他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一句话:“他说‘民不与官斗,我懂这个道理’。我当时想,咦,刘汉还明白这个道理。”

其实,如何与官员交往就是刘汉深谙的规则。官员为我所用、为我调度是他非常擅长的方法。他每进入一个领域,公司高管名单中就会出现该领域的官员。随着产业扩大,高管名单成员也由前成都联交所总裁、前证监会期货部副主任、前中期公司总裁,直到后来的前省委书记秘书、前省办公厅主任。“我的很多朋友都到他那里去,除了他出手大方,还因为他有想法。他要靠这些人去帮他做大,但他也给这些人一个事业的版图,给一个比较自在的机制。”一位前任政府官员对本刊记者说。

刘汉的前妻杨雪曾向警方这样供述刘汉与官员的交往之道:“刘汉会带我一起跟他们吃饭,向他们赠送黄金、翡翠等贵重物品,价值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元,有时候还会通过赌博向他们行贿。”

但与官员交好的方式远不仅止于此。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他通过向滇池保护基金捐款1.2亿元,获得了与云南省官员坐上同一张桌子的权利,并用一顿价值上百万的宴请来表达他的财力和对官员的尊敬。他接受一位阿坝州领导的力邀,去投资环境尚不完备的阿坝投资,但换得的是这位领导给他介绍更高层的关系,使他的官场网络从川内辐射到北京。

刘汉是在完成了权钱交易学基础启蒙后,凭借他在交易原则上的天赋走上越来越宽阔的财富积累之路的。他的“人际关系决定一切学”使他走通官场、银行,所有流通与保障环节,如鱼得水。随着经济实力增长,他的关系网也就越织越大,越织越密。尤其是有了四川省政协常委的身份后,他结交的官员级别已非普通富豪所能比。但刘汉之深谙规则,又意味着和官员的交往并非那么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刘汉在自辩中说:“我给官员们行贿,我都交代了,我没有和他们有权钱交易,那是礼尚往来感情交往,我以前不认为那是犯罪。”赠予巨额“人情往来”的财物,却不直接与项目挂钩,让给予和收受财物的双方都置于一个相对安全的境地。

有关黑社会的指控中,刘汉唯一承认的是因弟弟刘维而犯下了窝藏罪。刘汉说,在因涉嫌参与枪杀陈富伟被通缉后,刘维躲藏在广汉的一处僻静的院落中,其间他去探望过他,给他钱物,并在某年的除夕夜,以省政协常委的身份给四川省公安厅电话,让刘维有了回家吃年夜饭的权利。他拒不承认他与刘维之间有更深层关系。但即使是这样在他看来出于亲情的行为,对社会又意味着什么?一位当地警察对本刊记者说起此事,流露出无法抑制的消极:“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很没有意思。”“以命抵命是常识,因此一般人出了问题是商量、谈判。但他们有胆子,也有能力用人的性命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制造闹市枪案被通缉的疑凶,就在眼皮底下近5年没有归案,警察的职业尊严会被消解。对老百姓来说,他们的反应就是“不谈”。广汉有一条很有名的茶坊街“小河流水”,一条蜿蜒数百米的小河边,是一家接一家的茶馆。人们日复一日、密密麻麻地聚在这里,喝茶、打牌、看报。但当地人告诉本刊记者,在这个四川人特有的公共议事场所,很少有人谈论刘氏兄弟。人们既不谈论他们的受审,也不谈论他们曾经制造的不公平。那些发生在这个城市里,嚣张但没有受到惩罚的暴力,即便与己无关,仍然能形成一种威慑力。“不谈就是一种自我保护,不谈,危险就离自己远一点,但不谈也是最大的问题。”

一位熟悉刘汉的人对本刊记者评价他是:“利用了转型和改革时期很多不规范的东西,发挥出了他的天赋,达到了极限。”他曾被评为四川省改革开放30年的标志性人物,这与起诉书对比有些反讽的称号,确实标记着一段历史——刘汉的机会,刘汉的手段,还有刘汉的眼泪,实在是个说来话长的故事。

记者无疆界公布2013年180个国家新闻自由度 中国排名第175

国新办:请各地各网站检查删除“2013年度180个国家新闻自由度排名 中国位列第175”一文有关内容。(20140210)

作者 法广

记者无疆界公布2013年调查180个国家的新闻自由度,中国在最后十名国家行列,排名第 175名。中国如同2012年排行榜,仍名列最后十名国家中。2012年,在179个国家中,中国排名第 173名,越南172名,伊朗174名。芬兰、荷兰及挪威再度名列新闻自由前三名的国家;而土库曼、朝鲜及厄立特里亚继续成为新闻自由最糟糕的国家。

根据本台接获记者无疆界组织(RSF)的新闻稿指出,要求所有媒体要等到周三巴黎时间零点整开始才可以公布该组织所公布的这项2013年的180个被调查国家中评审结果新闻自由度排行榜。中国此次仍然在最后十名国家行列中,排名第 175名。

记者无疆界指出,2014年公布的这项2013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了在一些国家的新闻自由度出现严重倒退情况,如:美国、中非共和国、危地马拉等国;不过在另一些国家则明显有进步,如: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及南非等国。芬兰、荷兰及挪威再度名列新闻自由前三名的国家;而土库曼、朝鲜及厄立特里亚继续成为新闻自由最糟糕的国家。

周三公布的2013年180个被记者无疆界组织调查国家的新闻自由度评审结果的前十名及最后十名国家名单如下:

2013年的新闻自由度排前十名的国家是:

1.芬兰 2. 荷兰3. 挪威4. 卢森堡5. 安道尔6. 列支敦士登7. 丹麦8. 冰岛9. 新西兰10. 瑞典

2013年的新闻自由度排最后十名的国家是:

171. 老挝172. 苏丹173. 伊朗174. 越南175. 中国 176. 索马里177. 叙利亚178. 土库曼斯坦179. 朝鲜180. 厄立特里亚

这项参考工具是记者无疆界参考各国的7项标准评审该国的新闻自由度所提出排行榜名单,这七项标准是:新闻的苛捐杂税水平、新闻多元化的程度、媒体的独立性、媒体环境、媒体自我审查程度、法律框架、透明度及基础设施。这项参考工具是要敦促这些国家政府面对他们应负的责任,,并让公民社会可以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并提供国际组织一个所谓好政府的指标,并得以引导他们的决定。这是记者无疆界秘书长克里斯托夫•德洛瓦向媒体指出的。

2012年,在记者无疆界调查179个国家的新闻自由度排名结果,中国也是名列最后十个国家行列,排名第 173名,越南172名,伊朗174名。

实拍成都警察被指围殴维权业主

国信办:全网查删“实拍成都警察被指围殴维权业主”视频。(20140422)

成都青羊区兴城融域小区的业主们为抗议铁道修进家门口,挂横幅抗议.4月21日城管强­制撤销横幅引发小区业主不满.而后变成维持秩序的警察和安保人员围殴小区业主,场面一­度失控,多名业主被打致重伤……

央视台长胡占凡被查 内幕交易获利数千万

真理部:关于中央电视台台长胡占凡所谓“内幕交易”的相关报道和帖文,请全网查删,重点是微博、论坛相关帖文。(20140424)

   就在中纪委消息来源和央视知情人士揭露央视美女主播“人人都不简单,个个都有绯闻”之际,一位央视工作人员提供的爆料,“央视台长胡占凡内幕交易获利数千万,势成栽在大裤衩下第三位掌门”。
    
    据这位CCTV人士爆料:近日,国家审计署进驻央视,风光无限的央视一下子方寸全乱,李东生的一众小兄弟大有末日来临之感,惶惶不可终日,一向作为李东生钱袋子的央视这次是在劫难逃。
    
    2014年满61岁的胡占凡,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研究生班,现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成员,中央电视台分党组书记、台长。胡占凡从黑龙江木兰县干广播站记者、播音员干起,后转入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做了七年编辑、记者,在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研究生班毕业后,胡占凡跳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中心当记者,在得到刘云山和李长春赏识、先后进入中央党校中青班后和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后,随后一路发迹, 在中央各新闻机构间穿梭任职,成为中央管治意识形态的大将。
    
    令计划与刘云山在央视原台长焦利出事时,趁机联手赶走了属退休常委李长春系的焦利,胡占凡进入央视也因此成为令计划、刘云山控制舆论的一个重要棋子。
    
    胡占凡1996年成为正局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2001,胡占再次高升,成为广电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2010成为《光明日报社总编辑》,2011至今则一直是中央电视台的党政一班手。
    
    据熟悉北京新闻界内情的一位人士介绍,在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期间,胡占凡将《光明日报》弄得极左,使得该报在新闻界影响不再,《光明日报》还因此背负巨额亏损。
    
    现在胡占凡的日子不好过。还不单是因为胡台长至今还在给早已受过纪律处分的前台长焦利每年发著高达八十多万的工资。而焦利发配到辽宁社科院已经有两三年时间了。
    
    胡台长更是被举报:出国绕道香港,站长高某某在提取一百多万港币作为胡台长的个人消费费用外,还为胡占凡奉上各种奢侈品;非洲站站长宋某某也是大手笔,一次支取现金100万美金,胡台长直入私囊。这样的事情,岂能逃过审计署的稽查?
    
    胡占凡台长夜不能寐的还有一桩心事。2013年央视属下的上市公司中视传媒意欲重组。中视传媒董事长梁某某专程向胡占凡多次汇报这一重大事宜,梁董事长不忘适时提醒胡台长这是一件大好事,万万不可“错过”。
    
    不过,知道这一事情的不在少数。这事还怪中视传媒总经理王某大嘴巴。王大嘴巴自然不会放过向胡台长献媚讨好的机会。王的卖乖虽然比梁董事长晚了一步,但无疑让胡台长痛下决心。胡台长当即会意于2013年5月初,安排其女儿、女婿动用多个帐户大笔买进,先后买进三百多万股。结果到了9月底,这笔买卖胡台长一下子进帐近4000万。
    
    不过,当时,王大嘴巴前身离开台长办公室,后脚就屁颠屁颠跑去跟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程某、台财经办主任董某某通风报信。董主任转脸告诉亲友属下:赶紧买中视传媒,胡台都买了,赶紧的。这下子,从胡占凡、梁某某、程某,到董某某、王某,参与这桩内幕交易的,差不多成了央视高层的一个大福利。内幕其实已经是公开的消息了。
    
    眼下国家审计署进驻,这内幕交易因为参与的人、知道的人,太多了,也因为胡占凡获利太多,坑害股民太惨了。再对照根据刑法规定,内幕交易“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胡占凡势必成为继赵化勇、焦利栽在大裤衩下的第三任台长,比他们还有多了个罪名“内幕交易罪”。
    
    如今如何处理胡占凡也成了争论不休的话题。希望胡占凡软著陆的人说让胡占凡退赃退休就得了,但盘算占领中央电视台为自己喉舌工具袋人则想把胡占凡送进监狱,他们盘算,估计按照中国刑法,胡占凡内幕交易可能判刑高达10年以上。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哈佛的政治不正确!

真理部:查删《草根评论:哈佛的最大问题是不是政治不正确》。(20140509)

习总到北大视察,对北大学子的殷切期望就是不要办成第二个哈佛。北大哲学教授叫什么来着的,立马警告北大党政领导,如果把北大办成第二个哈佛,就危险了!为什么成了第二个哈佛就一定危险呢?据网上资料,哈佛大学培养出了36位诺贝尔奖得主(与哈佛大学有关的诺贝尔奖得主总数有63位),难道中国不需要诺奖吗?显然不是。

钱学森曾经疑问: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中国领导人也在为培养不出大师而捉鸡,但为什么偏偏哈佛那样的大师就是危险的呢?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哈佛的政治不正确!

虽然文革已经结束,虽然政治挂帅已经成为历史,虽然现在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政治其实一直是第一位重要的事情。比如朝鲜,虽然国家被金家王朝搞得饿殍遍野,但由于一贯执行反美反民主反宪政反普世这样政治正确的道路,所以一直被大哥看好并能得到大哥的鼎力援助。

如果北大不幸办成了第二个哈佛,又如果北大不幸出了几十个诺奖级别的大师,但因此而葬送了红色江山,全国人民岂能答应?当然不能答应,岂但不答应,还要将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至于为什么哈佛政治不正确,当然是因为他们从小就没有把第一粒扣子扣好。这里就又出现一个悖论:扣子没扣好,于是大师辈出,扣子扣好了,结果奴才蜂拥!我们于是就有这样的感慨:不能把北大办成哈佛大学,而是要办成哈腰大学!不哈佛,就哈腰!

地方金融办将被剥离融资职责 分层监管仍存多重博弈

真理部:请删除题为《地方金融办将被剥离融资职责 分层监管仍存多重博弈》的报道,首发源为经济参考报。(20140509)

中央地方分层监管初步完成意见征求 地方金融办将被剥离融资职责 分层监管仍面临多重博弈

《经济参考报》记者从多个渠道获悉,中编办前不久向各省级金融办下发了《关于完善中央与地方金融管理体制的意见》,征求地方对未来中央和地方金融分层监管的意见。这一轮意见征求结果已于3月底前完成,并反馈给了中编办。

据悉,《意见》初步划定了地方金融办的监管责任,包括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地区性O TC(场外交易市场)、典当四类;提出“省级政府的金融管理职责不能够层层下放到市县政府,但是可以在市县设置监管机构实现垂直管理”。值得一提的是,还明确规定,地方金融管理机构不能够承担地方发展融资职责和出资人职责。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意见》对现有的金融办体制将形成冲击。实际上,金融办最初被定义为议事协调机构,并不具有行政审批权,其主要任务是联系并配合“一行三会”和全国性金融机构在当地的工作。然而,在经过2008年的机构改革之后,大部分金融办的定位得到了提升,在组织形式上,副省级城市的金融办以正局级建制为主,地市级城市金融办大都改为政府直属机构。同时,在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驱动下,有相当一部分金融办还承担着为地方政府项目协调融资的职责。

“有的地方金融办需要为地方政府项目筹措资金,那么就会协调农信社、城商行为地方融资平台提供项目资本金,不仅如此,那些政府控股的担保公司也向融资平台担保‘输血’的行为,这在广西、四川、重庆、河南等地十分常见。”中部地区某银监局人士透露。

而《意见》则要求金融管理机构不能够承担地方发展融资职责和出资人职责。

“这就等于否定了地方金融办的诱导融资、撬动投资的职能。”一位地方金融办人士直言。业内人士表示,未来金融办应该维护地方金融稳定、防范和协助“一行三会”化解地方金融风险,因而金融办现有的融资职能应该逐步剥离。地方政府需要促进融资,那么,亦可以将金融办改革成“投资促进委员会”或者具备投资功能的市场化机构来运作。

对《意见》里某些条款的争议正体现了中央和地方在监管分权上陷入艰难“博弈”《意见》中“省级政府的金融管理职则不能够层层下放到市县政府,但是可以在市县设置监管机构实现垂直管理”的提法也和现行体制大相径庭,这意味着,现在各级政府自己设立金融办的情形将被改变,市县以下设立金融办必须是省的分支机构,实现垂直管理。

“由于已经成立了金融办,现在如果把这个给收上来,实现垂直管理,将涉及市县政府的现有利益问题,很难实行。”一位南部省份金融办人士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据了解,在现实情况中,金融办为地方政府“代言”,与此同时,地方金融办往往还控制了当地金融机构的人士任免,继而对地方金融机构的日常经营施加影响,这也让“一行三会”在地方的监管陷入尴尬。

这种“博弈”还体现在,一些地方希望中央将更多的地方金融机构的监管权下放,但是中央层面出于风险等各方面的考虑仍将这部分监管权上收。比如,一些基层金融监管机构希望能把一部分金融机构,比如村镇银行、社区银行、县市级农商行、农合行等的监管权力下放给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以增加地方金融监管机构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但这在目前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此次《意见》中,只有地方O TC是首次明确归地方监管的“新增项”,但是地方O TC规模非常有限。

近年来,地方金融如何实现真正比较明晰、有效的监管,一直是摆在中央面前的一道难题。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完善监管协调机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而在此之后,中央层面关于中央地方金融分层监管曾调研多次,据记者了解,上述《意见》的意见征求稿在下发地方金融办之前已经在“一行三会”之间经过了反复讨论。

业内人士认为,中央和地方金融分层监管的难题的解决途径一定是渐进的而非一蹴而就的,同时也不能照搬国外的监管体系。“国内在金融监管方面,市场与政府的合作关系在短期内还难以削弱,因此,金融办依然会存在,但必须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改革,可以作为一个服务性的机构来运作,同时体现管理职能。”央行研究局研究员邹平座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说。

“金融办必须要体现服务性,比如帮助地方政府建立信用体系,促进地方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未来金融办的改革方向应该是市场化的,逐步走向公司化,成为地方政府管理金融的一个实体化部门。”邹平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