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金融办将被剥离融资职责 分层监管仍存多重博弈

真理部:请删除题为《地方金融办将被剥离融资职责 分层监管仍存多重博弈》的报道,首发源为经济参考报。(20140509)

中央地方分层监管初步完成意见征求 地方金融办将被剥离融资职责 分层监管仍面临多重博弈

《经济参考报》记者从多个渠道获悉,中编办前不久向各省级金融办下发了《关于完善中央与地方金融管理体制的意见》,征求地方对未来中央和地方金融分层监管的意见。这一轮意见征求结果已于3月底前完成,并反馈给了中编办。

据悉,《意见》初步划定了地方金融办的监管责任,包括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地区性O TC(场外交易市场)、典当四类;提出“省级政府的金融管理职责不能够层层下放到市县政府,但是可以在市县设置监管机构实现垂直管理”。值得一提的是,还明确规定,地方金融管理机构不能够承担地方发展融资职责和出资人职责。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意见》对现有的金融办体制将形成冲击。实际上,金融办最初被定义为议事协调机构,并不具有行政审批权,其主要任务是联系并配合“一行三会”和全国性金融机构在当地的工作。然而,在经过2008年的机构改革之后,大部分金融办的定位得到了提升,在组织形式上,副省级城市的金融办以正局级建制为主,地市级城市金融办大都改为政府直属机构。同时,在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驱动下,有相当一部分金融办还承担着为地方政府项目协调融资的职责。

“有的地方金融办需要为地方政府项目筹措资金,那么就会协调农信社、城商行为地方融资平台提供项目资本金,不仅如此,那些政府控股的担保公司也向融资平台担保‘输血’的行为,这在广西、四川、重庆、河南等地十分常见。”中部地区某银监局人士透露。

而《意见》则要求金融管理机构不能够承担地方发展融资职责和出资人职责。

“这就等于否定了地方金融办的诱导融资、撬动投资的职能。”一位地方金融办人士直言。业内人士表示,未来金融办应该维护地方金融稳定、防范和协助“一行三会”化解地方金融风险,因而金融办现有的融资职能应该逐步剥离。地方政府需要促进融资,那么,亦可以将金融办改革成“投资促进委员会”或者具备投资功能的市场化机构来运作。

对《意见》里某些条款的争议正体现了中央和地方在监管分权上陷入艰难“博弈”《意见》中“省级政府的金融管理职则不能够层层下放到市县政府,但是可以在市县设置监管机构实现垂直管理”的提法也和现行体制大相径庭,这意味着,现在各级政府自己设立金融办的情形将被改变,市县以下设立金融办必须是省的分支机构,实现垂直管理。

“由于已经成立了金融办,现在如果把这个给收上来,实现垂直管理,将涉及市县政府的现有利益问题,很难实行。”一位南部省份金融办人士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据了解,在现实情况中,金融办为地方政府“代言”,与此同时,地方金融办往往还控制了当地金融机构的人士任免,继而对地方金融机构的日常经营施加影响,这也让“一行三会”在地方的监管陷入尴尬。

这种“博弈”还体现在,一些地方希望中央将更多的地方金融机构的监管权下放,但是中央层面出于风险等各方面的考虑仍将这部分监管权上收。比如,一些基层金融监管机构希望能把一部分金融机构,比如村镇银行、社区银行、县市级农商行、农合行等的监管权力下放给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以增加地方金融监管机构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但这在目前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此次《意见》中,只有地方O TC是首次明确归地方监管的“新增项”,但是地方O TC规模非常有限。

近年来,地方金融如何实现真正比较明晰、有效的监管,一直是摆在中央面前的一道难题。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完善监管协调机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而在此之后,中央层面关于中央地方金融分层监管曾调研多次,据记者了解,上述《意见》的意见征求稿在下发地方金融办之前已经在“一行三会”之间经过了反复讨论。

业内人士认为,中央和地方金融分层监管的难题的解决途径一定是渐进的而非一蹴而就的,同时也不能照搬国外的监管体系。“国内在金融监管方面,市场与政府的合作关系在短期内还难以削弱,因此,金融办依然会存在,但必须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改革,可以作为一个服务性的机构来运作,同时体现管理职能。”央行研究局研究员邹平座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说。

“金融办必须要体现服务性,比如帮助地方政府建立信用体系,促进地方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未来金融办的改革方向应该是市场化的,逐步走向公司化,成为地方政府管理金融的一个实体化部门。”邹平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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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内地撤资有隐情:因找不到安全感

真理部:请查删《李嘉诚内地撤资有隐情:因找不到安全感》一文。(20140509)

近期,内地很多新开楼盘都出现打折出售的现象,甚至北京部分楼盘都出现降价,二手房销量更是颓势尽显,联想到4月初李嘉诚家族刚刚抛售了北京盈科中心资产,李嘉诚的“抛售论”再次升温,人们不禁惊叹:面对内地楼市降价的,李嘉诚再次成功避险,李嘉诚真正的过人之处又究竟在哪儿?“撤资”之后的李嘉诚又该如何演绎他传奇的商业帝国?

现年85岁高龄的李嘉诚,已经连续十六年雄踞华人首富宝座,资产总数高达294亿美元。显然,一个拥有如此庞大资产的商人,能够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保证其商业帝国的稳固发展,仅仅依靠超群的商业才能是不够的,非凡的人际关系处理能力和敏感的政治嗅觉是保证李嘉诚不断辗转腾挪于香港、内地而不败的真正秘诀!

首先从大陆说起。我们知道,大陆的政治环境决定了其特有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届政府的政治导向,经济发展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李嘉诚当然也深知此理,他多次公开表示“多做事、不问政治”,但不问政治并不代表不理政治,你能惊人地发现,李嘉诚的长子李泽钜已连续16年进入全国政协,李泽钜曾担任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十届、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也就是说,从李泽钜担任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的1998年开始算起,这16年来李嘉诚始终与高层政治保持着密切的往来,而这也恰恰是其缔造十六载商业神话的16年!可见,李嘉诚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奇才,更有着非凡的政治智慧,他过人的人际关系处理能力才是他最厉害的地方。

1958年,李嘉诚开始涉足房地产业务,到1976年已经小有名气,而香港的“地铁招标一役”则让他一举成名,奠定了后来与汇丰银行建立紧密关系的最坚实基础!1977年的地铁招标是当时香港开埠以来最大的一次公共建设工程,尤其中环站和金钟站是最重要、也是客流量最大的两个车站,其上盖可以建成地铁全线盈利最丰厚的物业,因此意义非比寻常。李嘉诚凭借其超凡的商业能力击败了当时具有英国凯瑟克家族背景的怡和系置地公司,名声大噪,吸引了时任汇丰银行董事长沈弼的格外关注。但这还不足以让汇丰银行和李嘉诚的关系如此紧密,接下来发生的事不仅让李嘉诚在香港找到了真正的“大靠山”,更是完美地体现了李嘉诚高超的人际关系处理能力和非凡的政治嗅觉。

这要从九龙仓收购说起,当时九龙仓旧址地产开发不利,李嘉诚早有意向将其收购,于是低调买下了九龙仓20%的股权,成为九龙仓的最大股东,九龙仓紧急向汇丰银行发起求救,当时的汇丰董事长沈弼则亲自劝阻李嘉诚要其放弃收购九龙仓资产。商人李嘉诚当时审时度势,考虑到将来要想在香港发展离不开汇丰银行,便果断放弃了对九龙仓的收购。他的政治智慧在此显露无疑,因为在当时的香港,想要开发土地,就必须要支付一笔大额的土地出让金,如果没有汇丰银行的支持,是很难有资金去开发房地产市场的,而且汇丰与当时的“一代船王”包玉刚关系甚密。于是李嘉诚在给了沈弼一个大面子之后,紧接着就做了一个更有意思的事。汇丰收购此前陷入财政泥潭的和记黄埔后准备出手转让,但始终找不到好的买家,李嘉诚看准了这个时机,深知这位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曾任汇丰银行副主席的包玉刚与汇丰银行关系非比寻常,为了成功入主和记黄埔有限公司,李嘉诚亲自约见包玉刚,向他表达了想出让手中1000多万九龙仓股的想法,同时希望包玉刚帮助他促成汇丰银行转让9000万股和记黄埔股票的回报。于是我们看到,1981年,李嘉诚成为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同年,包玉刚在李嘉诚的帮助下,击败怡和系成功收购九龙仓集团,1985年,李嘉诚受沈弼邀请进入汇丰银行董事局,正式成为庞大的英资体系中的一员。李嘉诚与汇丰银行的紧密关系也由此形成!更为他日后不断壮大他在香港的商业帝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为在港英政府时代,汇丰银行董事长作为香港的实际统治者,控制着整个香港的经济!

随后我们看到,在汇丰银行的“庇护”下,李嘉诚全面掌控了香港的房地产开发以及电力、交通、电信、零售等大部分公共事业,他在香港的资本运作行为能够获得各种特权,1986年汇丰银行董事长沈弼退休之前,将和记黄埔地产集团的控股权以净资产50%的低价直接卖给了李嘉诚,和记黄埔接管港电集团时也被免于公开要约。而到了1987年,李嘉诚将长实集团的个人股份增加到35%以上以及将长江实业对和黄的股份增到35%以上等资本操作均被免于公开要约。

1989年,李嘉诚开始大举进军中国大陆市场,全力发展与大陆高层的关系,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坐落于东长安街1号、拥有了亚洲最大商业建筑群的“东方广场”项目,因为如此规模的大项目,没有高层的支持与授予是很难做成的。我们看到,李嘉诚随后开始加紧组建在大陆的投资项目,并大举介入房地产开发、能源建设等领域。

由此我们发现,不论是大陆还是香港,李嘉诚的投资似乎都是建立在一个非常有利的政治、经济大环境下的,李嘉诚一直强调的所谓“安全”,其实就是一种“垄断”,因为在市场中,只有“垄断”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其投资的最大安全,而垄断又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与高层的关系,而发展与高层的关系则需要准确把握高层的政治经济发展导向。

新一届政府旨在打破行业的垄断格局,全面激活中小企业发展活力,这一点其实是与李嘉诚家族的经济发展模式相悖的,因为这样的经济环境无法为李嘉诚提供他所谓的“安全”投资环境,“撤资”也就在所难免了。无论是香港和内地,李嘉诚是找不到之前的那种“安全”的感觉了,体现在细节上,就比如他跟梁振英之间的“矛盾”上。当年李嘉诚就曾经和赌王何鸿燊说过,如果梁振英当选,他将会撤资。

而香港方面,李嘉诚的“大靠山”汇丰银行似乎也不再看好其在香港地区的业务,去年开始陆续清空了其持有的15.57%的中国平安H股股份以及8%的上海银行全部股权,2013年底以来更是持续下调对香港的经济预测,香港经济逐步失去汇丰的支持。李嘉诚一定早有准备,陆续撤资也是迟早的事,而之前中信泰富反向收购母公司中信集团后,很有可能会陆续承接李嘉诚以前在香港所扮演的角色,当然这是后话了。李嘉诚则继续借助其英资背景的“庇护”,将其核心业务大举迁入更为“安全”的投资环境–英国。当然,英国的资产确实挺便宜的,这不是一举两得么!

所以说,加速“撤资”的李嘉诚并非只是在经济层面上不再看好大陆和香港地区的业务发展,更重要的是两地的投资环境不再符合李嘉诚一贯的投资理念,李嘉诚不过是想找个更舒服的投资环境。至于内地的楼市“降价”只不过是李嘉诚“撤资”大陆背后一个非常表象的原因,并非根本。至于“撤资”香港到英国,李嘉诚更多是无奈的选择,因为又要到一个新的环境,又要开始发展新的“靠山”。

因为汇丰银行在英国,不像在曾经的香港那样对英国经济有实际控制权。更重要的是,今后李泽钜与李泽楷很难完全获得李嘉诚在“人脉”上的传承,李嘉诚一手缔造的商业帝国将来究竟靠什么去延续?

(CCTV证券资讯)